“要受穷,就烧红”,红色是一种非常难以把握的色调,大明朝以火德降世,举国家之力烧造红釉,结果到了宣德年间依旧失传,《大明会典》中记载:“嘉靖二十六年,江西布政司奏:鲜红器重悬赏格,烧造未成,唯可烧矾红色。”
这里提到的“鲜红器”,指的就是明代著名瓷器“釉里红”,“釉里红”在宣德年间已经可以配合青花或独自成采,颜色也从发黑发灰的猪肝色和发黄浅淡的“烧飞走白”,变成了真正的“宝石红”。
这个工艺后来有明一整代都未能恢复,直到清三代才获得突破。
而矾红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都作为红釉当中的重器,非常受重视。
督陶官郎廷极带来了传统红釉的突破,到后来烧造那批红釉的窑口被称作“郞窑”。诸多红釉器如“胭脂水”,“珊瑚红”,“祭红”,“豇豆红”,“抹红”纷纷出现,其中最尊贵的“宝石红”,被大家称作“郎红”。
与之相对应的,就是矾红的重要性一天不如一天。
然而这种情形在清末却又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改变,光绪年间,矾红瓷器在民窑当中再次获得了突破,很多窑口能够用较低的成本,以铜釉为材料,烧造出颜色接近“鲜艳”的矾红瓷器,品质虽然不如宣德“宝石红”,却也比之前“珊瑚红”的宫墙色要更加偏近红色一些。
配上白瓷的底子,就显得非常的喜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