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面还有三篇纸本的跋文，其中一篇的作者是蔡襄，一篇的作者是陈师道，一篇作者是徐沁。

蔡襄是宋代的著名书画家，与苏东坡同一时代，陈师道是苏门六子之一，不过科举运气有点差，一辈子多数时间在给保守派大佬作门客。

这两篇文章倒是呼应得起来，蔡襄的文章里说明了自己在大相国寺大肆上得到这幅画的过程，语气里充满了得意之色。

陈师道的跋文年代却比蔡襄的晚了二十年，说明这幅画在蔡府备受珍视，收藏了二十年后，重新让陈师道得观。

徐沁字野公，其活动年份与高士奇有极大的重叠，乃是明末清初的人。他是著名的画史研究者，著有一本行外人非常陌生的古籍《明画录》。

《名画录》分作八卷，依照宋元以来的画史体例，先分门类再列时代，将明代八百七十多名画家一一列传，也概括介绍了各画各门的源流和发展。

不过他的观点一贯都比较平和，在这幅画的跋文里边同样表述了明人喜欢仿古造假的弊病。

这其实就是在隐晦地点出了他对这幅作品并不看好，认为是明代高手的仿作。